美国华人网站逝世十周年:金庸侠影下的梁羽生

2019-01-28 22:35

美国华人网站逝世十周年:金庸侠影下的梁羽生



  当读完了金庸小说之后,总是还想读点武侠小说,梁羽生此时就是我的最佳选择。

  “金庸,是小查吗?好,好,你到雪梨来我家吃饭,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。你不要让我,我输好了,没有关系……身体还好,还好……好,你也保重,保重……”

  金庸在《痛悼梁羽生兄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本来打算春节后去澳洲一次,跟他下两盘棋,再送他几套棋书,想不到天人永隔,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和浓浊的语言了”。

  1949年夏天,广西青年陈文统在香港第一次见到了浙年查良镛。两人都出生于1924年3月,查良镛比陈文统仅仅大了12天。

  陈文统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,经校长陈序经先生推荐至香港《大公报》投靠翻译,而查良镛正是当时的主考官。查良镛在60年后回忆称,“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,就录取了,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”。

  在陈文统“变成”梁羽生,查良镛“变成”金庸之前,他们俩就是武侠小说迷。据两人共同的伯乐罗孚回忆,“(梁羽生)爱和人交流读武侠小说的心得。这些人当中,谈得最起劲的就是金庸。两人是同事,在同一报纸工作天天都要见面的同事;两人有同好,爱读武侠,爱读白羽的《十二金钱镖》、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……很有共同语言”。

  两人的同好还不仅于此,他们都爱下围棋,和时任《文汇报》副总编辑的聂绀弩一起杀得昏天黑地,还曾有从下午下到次日天亮的记录,惜乎当时三人棋力都很一般,典型的菜鸡互啄;他们甚至还经常一起喝酒,从下午就开始,大口吃肉,大口喝酒,大声聊武侠。

  在这段快乐的友谊时光里,有两则相似的坏消息可能也让两个年轻人愈发感到是命运共同体:1951年,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、金庸的父亲查枢卿,双双被定位“反动地主”,在家乡被枪决。

  1954年年初,一则比武的消息震动了香港,白鹤派掌门人挑战太极派掌门人,也彻底改变了查良镛和陈文统的生活。

  虽然这次来势汹汹的比武最后沦为互挥王八拳,但却成为了香港那一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。傅国涌在《金庸传》中写到,这场比武触动了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报纸的金尧如,拍板在报纸《新晚报》上连载武侠小说,以改变销量的困境,同时以武侠小说对香港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。

  《新晚报》总编辑罗孚看中了武侠小说发烧友梁羽生。不可思议的是,比武结束的第三天(1月19日),《新晚报》就发布了“本刊增刊武侠小说”的预告;1月20日,《新晚报》发表《龙虎斗京华》,署名“梁羽生”。

  1954年1月20日,这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日,也是“梁羽生”这个日后风靡华语文化圈的名字诞生日。正如罗孚在《南斗文星高》一书中所说,“贪心拍武侠小说,如果不提梁羽生,那就线日,《龙虎斗京华》连载完毕;11日,梁羽生的第二部小说《草莽龙蛇传》就紧接着连载于《新晚报》。

  梁羽生已然暴得大名,当年和他一起畅聊武侠小说的查良镛此时还在安心做他的编辑,并没有什么“蠢蠢欲动”的意思。

  1955年2月初,罗孚紧急通知查良镛,梁羽生的《草莽龙蛇传》已经连载完了,必须一篇新的小说顶上,而此时梁羽生顾不上,罗孚的意思是让查良镛“出山”试试。

  据说查良镛是在“无奈”中应允了,但毫无头绪,只是报了一个《书剑恩仇录》的书名。

  查良镛的出道和陈文统一样是无比仓促的。几天后,也就是1955年2月8日,署名“金庸”的《书剑恩仇录》便已连载出了第一期。从此,“金庸”诞生了,但当时可能谁也不知道,这在日后是一个超越“梁羽生”的名字,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无可争议的第一人。

  一个是1954年1月20日,一个是1955年2月8日,梁羽生比金庸出道早了一年零半个月。

  傅国涌在《金庸传》中写道:“三人轮流执笔,每天一篇,从文史掌故、名人轶事到琴棋书画、诗词联谜、神话武侠、歌舞影剧,上下古今,无所不谈”,专栏持续了三个多月,每人各写28篇。

  这应该是梁羽生和金庸两个好友,在写作生涯的唯一一次如此大张旗鼓的亲密合作吧。

  早在1959年,金庸就出于对的报纸的不满,创立了“不左不右,绝对中立”的《明报》。

  1966年年初,罗孚力邀梁羽生在新办的《海光文艺》月刊发表一篇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的“合论”,梁羽生怕引起误会,在罗孚的反复劝说之下,才勉强答应。但当时他们约定,如果有人问起作者是谁,由罗孚出面顶替。

  然后就有了那篇引发了轩然大波的《金庸梁羽生合论》,署名“佟硕之”,洋洋洒洒两万字,从创刊号起,在《海光文艺》上连载了三期。

  。文中写道,“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(中国式的),而金庸则是现代的“洋才子”。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(包括诗词、小说、历史等等)的影响较深,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(包括电影)的影响较重”。坦白说,梁羽生在这篇评论中已经尽量做到公允,

  ;“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土型侠客,佯狂玩世,纵性任情,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”。

  梁羽生甚至“规劝”金庸说,“依我看来,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《书剑恩仇录》的路上才是坦途”,“金庸的武侠小说,从《倚天屠龙记》开始渐渐转变,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,‘实迷途其未远,觉昨是而今非’,让我改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的一字来奉劝金庸,不知金庸是否听得进去? ”。

  与金庸相比,洪秀全的小老乡梁羽生写小说的确更“革命史观”点。小说里的正面人物基本都是起义者,皇帝基本都是暴君,说到朝廷那边的人动辄就是“鹰犬”;起义青年男女为了抗清大业走到了一起,为了政见不合斩断情丝;江湖不是终极关怀,民族大义才是。

  这篇评论发表后,让梁羽生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。当《大公报》高层知道作者是梁羽生后,大为光火,认为梁羽生丧失了的政治立场,对金庸太客气,竟然还说他好话。当年梁羽生合金庸共同的好友,一同创作《三剑楼随笔》的陈凡此时已任《大公报》副总编辑,他甚至认为梁羽生称赞金庸是犯了“原则性错误”,当心将来“死无葬身之地”。

  ,“混淆是非”的部分。金庸应罗孚之邀,在《海光文艺》第四期写了一篇2000字的短文《一个“讲故事人”的自白》。巧合的是,很多年后,同样陷入风波中的莫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,发表的演讲标题也叫“讲故事的人”。金庸貌似已经猜到了合论作者是梁羽生,他反讽称“梁金”不能相提并论,“我写武侠小说,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,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,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,绝不像梁羽生兄那样具有严肃的目的”。

  ,“我只求把故事讲的生动热闹,羽生兄却以小说来灌输一种思想”;“要古代的英雄侠女,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,来喊今日的口号,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吗?”

  ,“许多人都指责梁羽生不该在《金庸梁羽生合论》一文中批评金庸,有人的意见十分严厉,认为是人格上的大缺陷。我只好站出来为梁羽生辩护,说明这篇文章是‘奉命之作’,不这样写不行,批评的意见才平歇了下去”,“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,他都只哈哈一笑,并不在乎”。归隐

  。在整整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,梁羽生共创作武侠小说35部,字数高达千万字。12年前,也就是1972年,金庸已先行退隐江湖,留下了15本小说。

  相较金庸,梁羽生也知道自己的创作“失之于多”,他当年在《金庸梁羽生合论》中就自我批评称,“归根究底,恐怕还是他(梁羽生)写得太多的缘故,精力分散,想出来的情节要分散使用,这就很难部部都是‘精心杰作’了。站在读者的立场,我是希望梁羽生求质不求量,少写一些的”。

  我也是梁羽生的一个读者,站在读完他所有小说的读者立场,我和梁羽生自己有同感,在梁羽生小说中,我个人认为可以与金庸小说的平均水平比肩的只有《云海玉弓缘》和《萍踪侠影录》两本,《七剑下天山》因为是我第一本读的梁著,有情怀分,姑且也算上一本。

  。但是,作为“开风气之先”的梁羽生,在武林中也自有他的崇高地位。金梁金梁,还是比较客观的。至于梁羽生和古龙谁是第二人,我觉得就见仁见智了,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选古龙,但我更偏向梁羽生。对我而言,梁羽生小说最大的意义在于,当读完了金庸小说之后,总是还想读点武侠小说,梁羽生此时就是我的最佳选择。相比古龙,梁羽生和金庸的风格更为接近,叙述手法更为传统,“转换”起来并不觉得突兀。

  相比金庸小说的各自为战(‘射雕三部曲’除外),梁羽生小说给我最大的印象是,他在试图构建一个“武侠世界”,比如著名的“天山系列”,有14本之多(《白发魔女传》、《塞外奇侠传》、《七剑下天山》、《江湖三女侠》、《冰魄寒光剑》、《冰川天女传》、《云海玉弓缘》、《冰河洗剑录》、《风雷震九州》、《侠骨丹心》、《游剑江湖》、《牧野流星》、《弹指惊雷》、《绝塞传烽录》),相互的联系或紧密或疏离,但都是建构在统一的“天山派世界观”之下的。

  封笔三年后,1987年,梁羽生迁居澳洲,据说理由主要是“老来从子”和看病。梁羽生晚年备受病痛折磨,其间皈依基督教。金庸后来则皈依了佛教,想来有些玄妙,以精熟中国传统文化著称的梁羽生去了澳洲信了基督教,被梁羽生称为“洋才子”的金庸却信了佛教,此间际遇,我等外人只有唏嘘。

  金庸曾去探望病中的梁羽生,并留下一张纸条, “若需要帮助,我一定在所不辞”。

  金庸说,如果梁羽生能亲眼看到这幅挽联,他一定会很高兴。“因为他一直都耿耿于怀:‘明明金庸是我后辈,但他名气大过我,所有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作品好过我。’”

  “我和他同年,如他得知我在挽联中自称‘自愧不如’,他一定会高兴的。他嘴里会说:‘你自谦,自谦,好像下围棋,你故意让我,难道我不知道吗?哈哈。’

  2018年10月30日,“自愧不如者”金庸去世,享年94岁。这两位老友在天堂或极乐世界相遇时,又是一番棋盘大战吧。